影响听障儿童认知功能的因素

年龄

　　智力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概念,涉及到认知功能的许多维度。研究表明，与听力正常儿童相比较，总的趋势是年龄越小听障儿童的智龄与听力正常儿童越接近，随着年龄增长，差距逐渐增大。从2岁配戴助听器开始并送到康复中心培训班接受听觉言语康复教育的聋儿，甚至比听力正常儿童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到了4～5岁，听力正常儿童的智力有了飞快的发展，总体能力迅速超过聋儿。聋儿的执行功能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要在6岁时才有快速的发展，到7岁后才相当于正常儿童5岁的发展水平，大约滞后2年。

　　另外有研究显示10～18岁时听障儿童认知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在这段时间大多数聋儿正在特殊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而这类学校多为寄宿制，属于隔离式的教育，社会交往的贫乏成了阻碍听障学生认知发展的一个因素，而18岁以后听障学生的社会认知发展速度趋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与训练，认知发展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社会交往

　　一些研究者认为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交往，水仁德等人的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社会交往对于听障学生社会认知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而且语言能力与社会交往对听障学生社会认知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语言能力因素在不同社会交往水平下对听障学生社会认知发展有显著影响。听障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发展要显著好于语言能力一般及较差的听障学生；而语言能力较差的听障学生的社会认知发展水平是极低的，而且发展极其缓慢,即便在18岁以后仍旧难以摆脱自我中心。Furstenberg等人的研究显示，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听障学生的学业成就要高于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听障学生，但是在社会成熟方面，两种教育安置下的听障学生并没有显著差异，Kluwin的研究显示，在社会适应与情绪的成熟方面,普通学校就读的听障学生比特殊学校就读的听障学生更差一些。

教育方式

　　家庭是听障儿童成长最自然的场所，家庭和家长在听障儿童的早期教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早在1986年，美国从立法上把听障儿童的早期教育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研究发现当父亲参与家庭早期教育时，听障儿童在学业、社交情感以及语言学习上的成就均高于那些没有父亲参与的孩子。

我国部分地区聋儿康复过程中家长作用发挥不够，忽视了聋儿康复的后续教育，出现了不少随班就读聋儿“回流” 的现象。美国聋与重听鉴定委员会为听障学生回归主流而制定教育指南的思路值得我国借鉴。该教育指南建议轻度重听儿童尽快回归主流,融合到普通学校学习，建议中度重听儿童合并主流或部分融合，建议重度重听儿童接受个别辅导和特殊教育，建议深度重听与聋的儿童在聋校学习并接受个别辅导。

　　由于入学年龄偏大、听力补偿较差、语言强化不够、学习动力不足以及聋校康复体系不够完善等，使得聋儿的康复教育不能很好地进行，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聋儿认知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给康复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这种把抽象的概念和难懂的内容转化成形象、直观的画面，既适应聋儿的认知特点，又符合聋儿的思维规律，聋儿在视听觉感知中进行想象，从而培养聋儿的思维，发展其语言。

　　听力障碍儿童认知理论发展研究正在逐渐吸引学者的注意，但正如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这一领域中几乎每个问题都存在着分歧与争议，不同的研究途径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显得十分零散，如何对这些零散结果加以整合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听力障碍儿童认知理论中有许多还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领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也将是这一体系不断建构的过程。

　　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诸多研究成果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听障儿童认知发育的看法。对听障儿童能力的认识从固定的、机械的逐步转向动态的、发展的趋势。聋儿和正常儿童的差别是量性的而不是质性的，聋儿除了具有听力缺陷，其它机能的发展和正常儿童一样，因此，对待聋儿既要重视他们的特殊性，又不能忽视他们同样是儿童的普遍性。在聋儿康复进程中，第一阶段应当是医学听力学康复，关注早期听力补偿或重建，当前的共识是3个月之前明确诊断，6个月之前实施干预措施，助听器需科学验配，诸多方案应进行效果优化，助听器效果欠佳时应考虑以人工耳蜗替代。在康复教育阶段，应当首先把他们视为儿童，其次才是把他们视为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听力训练要和他们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教学过程既要遵循儿童认知发展总的规律，又要体现不同听障儿童不同认知结构的个性化教育原则。康复全过程既要有家长参与，又要有全社会广泛关注，力争尽快提高聋儿认知能力以缩小与健听儿童的差距。